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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前碳交易平台建设也相对滞后，缺乏统一的登记注册系统、认证系统和方便快捷的交易结算系统，导致一些具有购买意愿的企业难以获得所需的服务，交易难以达成。

是将高速公路当作提款机的政府部门在占民众的便宜，剥夺公众享受免费公共品的福利权利，而不是相反，公众在占国家和政府的便宜。各种收费像吸血鬼一样占着公众的各种便宜。

——某些干部习惯摆不正位置，带着权力优越感认为人民幸福是政府恩赐，与这种想法配套的则是，稍微有点儿惠民便民之举，就认为百姓占了国家的便宜。可不少地方以贷款修路推卸了政府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责任，以收费还贷将成本推给了承担着沉重汽车税负的车主们，形成了对车主们的重复征税收费。免费政策是善政，人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善政，让供养着国家和政府的民众更多地享受到公民权利，更多地占到国家的便宜。政府也没什么便宜可占，政府自身并没有一分钱，每一分钱都源于民众的纳税，是民众的纳税供养着我们的政府运作及官员生存，而不是政府供养着民众。高速免费是一个让利于民的好政策，对好政策当然应该不吝赞美之词。

无须解释，大家心知肚明，占国家便宜指的是这一次的高速免费政策。这个假期中，包括假期后，很多人见面时第一句话不是你吃过饭没有，而是这一次你占了国家多少便宜。但是，由此能否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取决于经济中多方面的具体条件。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李军：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根据在一定条件下的模型模拟测算结果表明，2021-2025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可使中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约2.2个百分点。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全国各地老龄化程度趋向均衡，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缩小，劳动力流动性将显著减弱，从而通过区域间人口流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各个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年轻劳动力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移民到中国，更谈不上可以影响到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通过移民来解决中国总体的人口结构问题。

对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经济中能干活的人相对多，吃闲饭的人相对少。如果这种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比如出现能干活的人减少，而吃闲饭的人增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

如果老年人的购买力不及劳动力，那么这种替换效应的结果主要是总体上降低消费需求。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年均增加860万左右。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策略。

这里存在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能否互相匹配的问题。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人口红利的局面将不会再现。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占全球老年人口的近24%，是全球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21世纪》：机器人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率，使得人工服务问题解决吗?李军：当然，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的替代进行服务。从长期来看，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有利于改变人口结构，但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改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有助于缓解相关社会问题，增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性。

但是，机器不可能完全替代人，而只能在特定的局部范围内实现替代。如果不能及早而正确地应对，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会比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更严重。

老年人增加，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也增加，尤其是对照顾、护理等人工服务需求增加。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认识老龄化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需求增长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基础性原因。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在此阶段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恰当的。而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十二五期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之后，在未来几十年内该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如果转型过慢，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无法实现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3.6亿多，届时要把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降到20%左右，大体估计约需要补充三四亿人的年轻劳动力，试想有哪个国家可以输出这样巨大规模的人口?《21世纪》：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能否借鉴?李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的国家进入老龄化，因此不存在完全适用的国际经验。因特定的产业需要特定类型的劳动力，不是一刀切地在总体上提高退休年龄，就可以解决具体产业发展所需要劳动力的问题。

这实际上涉及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就业问题，经济转型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与老龄化的进程相适应。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这种情况应属于技术进步的范畴，而不是延长人口红利的问题

但是，由此能否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取决于经济中多方面的具体条件。就短期而言，老年人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支撑形成新的增长点。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需求增长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老龄化因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将不断显现。

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到达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社会。由于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不同，应对方法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

即，一方面经济中需要大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因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条件要求而无法实现就业。多生孩子不能延长人口红利《21世纪》：多生孩子是一个解决办法吗，能否延长人口红利，或者移民增加人口?李军：前面已经谈到，多生孩子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善家庭结构，因此其意义也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

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稀缺性，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国民储蓄，增加企业及家庭负担，加大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降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贸易比较优势，同时老龄化对房地产、资本流动乃至金融体系等都有系统性的重要影响。认识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更不是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是加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前提。即使从长期来看，由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而导致老年人数量相对增加，多生孩子也阻挡不了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状况的出现，多生孩子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内缓解老龄化进程。从局部来看，老年产业即使可以成为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在总体上的平衡结果看，其效应也未必能带动总体经济增长。

如果不能及早而正确地应对，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会比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更严重。农村地区收入低，应对老龄化问题会更复杂和困难，更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应对。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影响各方面，您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一下这些影响?李军：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消除老龄化的影响。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

对于企业来说，要及早应对这种情况，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应是未来的主流方向。但具体企业的转型是微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